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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隋唐开科举后，便有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之语，非常生动地反映了科举之途的难度极大，很多人考到老都未必靠得中。

对动辄四五十岁才能殿试高中而出仕的“正途”官员而言，读书时间比当官时间更长才是人间常态。

教主道君皇帝御极二十五年，比很多科举出身官员的政治生命都长。

其人又聪明绝顶，政治手腕相当了得，多年下来，通过蔡京等白手套一再掀起朝堂争斗，硬是将朝臣被换了一茬又一茬。

最终，充斥朝堂的臣子基本成了赵佶一手提拔起来的应声虫。

其人的地位因而极其稳固，就算这些年来一再作死，臣子们顶多是变着法地劝谏，却没人敢提出换皇帝的建议。

若不是赵佶惧同入骨，在大同帝国入侵的关键时刻自己抛弃了天下，李纲、吴敏之流即便能力再强，蹦哒得再欢，也奈何不了其人。

赵桓刚被立为皇太子时，蔡京进献了一套大食玻璃酒器，以与储君拉好关系，赵桓也非常喜欢。

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陈邦光却趁机进言，说是蔡京故意以宝物迷惑太子心智，赵桓怒而砸烂了这套酒器。

未过多久，天子便下诏令陈邦光提举洞霄宫（实际是罢职），池州居住。

有此事可见赵佶对一切可能危及自己皇位的人都和事都极为敏感。

赵桓虽然做了十几年的储君，根基却非常浅薄，被道君和臣子们强行推上大位，谈掌控朝堂，纯粹就是个笑话。

其人并不傻，或者说为其出谋划策的臣子们并不傻，清楚登基之初绝不能轻易处置道君留下的宠臣，就算有“民意”加持也不行。

因而，赵桓仅仅是下诏将西城括田所之前搜刮的田地返还给“百姓”，并没有处置陈东上书所列“六贼”中的任何一人。

效果却格外好，当即赢得一片歌功颂德之声——不只“倒道派”。

表面看，是天下人看到了新君不同于旧皇，确有革除天下积弊的大决心，大宋中兴有望，而自觉为其造势。

实际却是另有隐情。

无论从哪方面讲，赵佶都是昏君无疑。

但昏君也分很多种，他就是那种智商极高且志向远大的昏君。

没错，教主道君皇帝很有志向。

其人登基后，选用的第一个年号为“靖中建国”，本意就是努力化解新旧党争，营造上下一心的局面，以统合力量振兴大宋。

只是，这个年号仅用了一年，就换成了“崇宁”。

不再求靖中，只想崇宁，很直观地反映了赵佶治国理念上的转变。

崇宁元年（公元1102年），赵佶亲政一年多，驱逐了权相章惇，启用韩忠彦、曾布等人，基本稳定了政局，欲要有所作为。

但放眼大宋，却是一副行将就木的烂摊子，根本无法承载其人的勃勃雄心。

大宋脱胎于混乱的五代，本就先天不足。

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被后世视为宽和典范，但其本质却是皇帝以富贵爵禄收购军头们手中的兵权。

换句话说，就是掌兵重将们“自废武功”，再不能重复“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”的五代历史，赵匡胤则给予他们不用打打杀杀也能富贵数代的特权。

得国过易，建国的过程中又缺乏“战斗性”，便使得大宋接受了五代遗留的诸多社会矛盾。

而赵匡胤的继承者们除了神宗赵顼和道君赵佶两个另类外，其余人皆充分继承了太祖皇帝“宽和”的性子，不断向特定的群体让渡国家利益。

最终，打造出了历代以来独此一份的“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。

如此，各种